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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元春

　　不确定因素持续释放，外贸却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目前我们处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过去几年，中美摩擦、疫情冲击、全球去风险化浪潮、全球供应链及全球贸易格局重构等因素对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实际上，这种“去风险”格局重构状态已过去十年，此时，我们亟须总结出规律性问题。在此之前，必须看到几个典型事实。

　　第一，在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始终保持相对稳定，而没有如以往所预测的那样，遭到巨大冲击。比如，世贸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为2.6%左右，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6%，5月份出口同比增长7.6%，高于世界贸易增速4到5个百分点。

　　第二，虽然在疫情冲击以及中美摩擦背景下，全球贸易出现了异常波动，但是，2023年我国的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14.2%，比2019年高1.1个百分点，比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的数据高了近3个百分点。因此，即使有各种因素的冲击，中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尤其是在制成品中的比重依然是持续上升的。

　　第三，中美摩擦仍在持续，并且尺度越来越大，甚至呈现出“二选一”局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地位、出口占比出现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量在过去六年中并没有减少，今年1—5月份，中国对美出口也出现了0.2%的反弹。这样的现象可能与我们所感受到的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各种外部冲击不一样。因此，在脱钩效应、去风险运动、全球产业及贸易格局重构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审视主导这种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有哪些？如果这个主导因素把握不住，我们就会在纷繁变化的多元政治中迷失分析的核心。

　　权衡成本效应与脱钩效应是把握过去十年贸易规律的关键

　　主导当前贸易的核心因素有两个：一是决定竞争力的成本效应，二是决定风险的脱钩效应。权衡成本效应与脱钩效应是把握过去十年贸易规律的关键。过去十年中，虽然脱钩效应持续加剧，但中国出口的成本效应更大，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在持续下降，出口成本在持续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

　　第一个重要事实是，全球整体通胀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过去两年一度达到4%，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6%，同期我国国内整体CPI、PPI都处于相对较低区间。导致价格水平低迷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优势来自于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探究的。目前，欧美在G7公告及一系列公共外交里把我们的产能过剩、政府干预作为价格下降与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的原因。这种看法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极其不了解。如果一个国家持续采取价格歧视，尤其是外贸价格歧视，就会导致出口价格指数和国内价格指数出现偏离，而目前中国的内外贸一体化在价格上没有出现任何系统性偏离。因此，中国没有价格歧视，2020—2024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与国内价格指数之比基本维持在100%左右。

　　第二个重要事实是，价格变化幅度最大产品种类包括汽车、计算机、机电等，这些产品的价格变化首先来源于技术进步。另外，成本优势也来源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加上外贸市场产生的十分显著的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电动汽车市场在过去十年中实现大幅扩张。美国学者的研究和美国政要的评估，能间接证明我们目前的研究是正确的。美国目前最为担忧的是，在其“小院高墙”政策下，美国的同类产品在经过大规模补贴之后实现量产，但量产之后无法在正常的市场环境里进行销售。其中最大的威胁就在于中国大量制成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随着技术进步、规模效应产生了成本效应，这使美国和其相应的离岸、友岸外包项目难以实现持续的市场化盈利。

　　这个结果导致了一个更为明显的效应，就是美国所布局的“小院高墙”难以在脱离各种政治扶持下，进行常态化的市场化机制运作，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常态市场竞争下的可持续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G7会在今年把中国的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国际议题抛出来。因此，即使欧美过去对我们持续征收高关税，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及贸易增速等核心参数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反而逆势上扬，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技术进步、成本效应比想象的要快、要好。

　　厚植外贸成本优势，助力高质量发展

　　在过去几年中，在大家比较悲观的时候，外贸常常会有喜讯，我们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核心原因。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虽然去风险运动、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博弈等不确定性可能使脱钩效应进入一个新阶段，但与此同时，我国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融合所产生的成本效应也进入一个快速发酵的时代。所以，我们的战略一定是着眼于把控和融合成本效应与脱钩效应。未来要高度重视脱钩效应的加速风险，但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脱钩效应加速而过度恐慌，而应该脚踏实地持续发挥成本效应的作用，成本效应更具有可把控性和自主性。

　　成本效应的作用不仅仅来自国内大市场的统一和国内竞争的有序化，也来源于全球竞争力。中国需要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包括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的黏性依然要加强。要在成本效应上多下功夫，做更多文章，重要战略应该包括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全国大市场的构建以及对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合作。

　　总之，如果未来形势有波动，我们可能会受到冲击，但我们也会有比较优势。总体而言，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时代浪潮下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责任编辑：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