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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长春8月8日电 题：大禹与诺亚，东西方先祖的选择如何铺就各自的文明底色？

　　——专访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綦天柱

　　中新社记者 郭佳

　　古文明多有大洪水的传说，西方文明面对大洪水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造船逃生——声名最著的是《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故事。面对大洪水，中华文明没有造船逃生，而是选择防洪抗洪，代表就是大禹治水。这两种选择虽无关优劣，却为人们探究东西方文明底色提供了难得的窗口。

　　近日，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綦天柱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为何东西方先祖面临大洪水时策略迥异，以及这背后体现的价值取向和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全世界有数百个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传说，大禹治水、诺亚方舟可说是东西方流传最广的两个。您认为，东西方神话传说中洪水的意象从何而来？

　　綦天柱：无论大禹治水，还是诺亚方舟，其实都承载了人类文明早期对灾难的集体记忆，隐示了不同文化间迥异的生存之道。

　　西方文明根基之一的基督教明言，大洪水是世界的新开端。中世纪之后，科学反驳神学的方法之一就是 证伪大洪水。但从地质学等方面考证，大洪水传说确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集体记忆背书。科学家通过研究各大洲地层和沉积物发现，末次冰盛期结束后，冰川大规模融化导致江河泛滥、海平面上升，引发了全球大洪水，这些地质痕迹在各大洲古河道中均有佐证。

　　这一时期，地中海的海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涌入黑海，巨大洪水令黑海水位上升约150米，以古代人的视角看，“全世界”都被淹没了。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尔城的遗址中发现了厚厚的沉积泥层，年代与《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年代大致吻合。此处出土的古代文献和泥板书记录了洪水故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诺亚方舟故事的设定。

　　南京大学一项研究表明，距今3900多年前，黄河积石峡因地震形成超大规模堰塞湖长达半年以上，水深至少240米。后来，堰塞湖突然溃决后形成了近万年内全球规模最大洪水。依经验推断，如此规模的洪水可影响下游2000公里以上。从积石峡出发，黄河奔流1000公里就到了山西，2000公里就到了河南。

　　中国科学院曾以黄土高原的石笋为“媒介”，通过石笋矿物晶体的氧同位素记录，发现在约4000年前，黄土高原发生了持续约20年的极端强降雨事件，这也可能造成了黄河中下游大禹时代的大洪水。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大洪水，恰恰与传说中大禹治水和“夏都”二里头时段大体吻合。

　　中新社记者：大禹与诺亚应对洪水的策略，能体现出东西方怎样的生存之道？

　　綦天柱：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原地区，黄河及其支流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为先祖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保障。然而，黄河也常发生水患，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前2155年间，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溢达1590多次，改道26次，可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尽管水患给古人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安土重迁的心态使人们不愿背井离乡，继而选择了抗洪防洪。

　　其实，从现实出发，黄河下游流经大平原，建设水利工程难度小但收益却很大。治水的广泛需求催生了政权的统一，进而提升了上下游协同治水的规模和效率。不过，受制于古代技术与财政能力，古人治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洪水带来的灾害。

　　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中华文明对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和集体行动越来越依赖，进而形成了重视集体利益的文化特征。严峻的现实还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特质。大禹治水的传说内置了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集体记忆。

　　起源于新月沃地、地中海的西方文明，由于海路、水路开放的地理条件，非常依赖海上贸易，其文明中心、重心也从一开始就不断处在迁徙流动之中。因此，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背井离乡，另谋生地。这种流动性在诺亚方舟的故事中表现为，通过造船逃离洪水，寻找新的生存之地和发展机遇。

　　从现实出发，欧洲大陆被海洋和山脉分割，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农业规模较小，治水收益不高。不过，海上贸易的内在需求却催生出了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这在无形中构成了系统重启、造船逃生的技术前提。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不同的生存条件和求存之路，分别铺就了东西方怎样的文明底色？

　　綦天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治水史。历史上，中国向来依靠集体力量来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郑国渠、都江堰、大运河等水利工程的开挖与疏浚，显示出了集体力量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时的重要性。

　　根植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需要，诸子百家的终极指向大多是集体主义思想。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强调个体要服从集体利益，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也为古代社会稳定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文化角度看，严峻生存条件下催生的集体主义导向，造成了古典宗教谱系中“神”的模糊甚至缺位。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神，而是说一直没有那种统治天下大半人口、全知全能、独一无二的神。儒家通过血缘宗法的小集体与忠孝仁爱的大集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面对灾难时，中国人从来都是向内求存，进而求治。

　　在严峻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通过集体主义文化和大一统思想来应对挑战和实现社会发展。这种集体主义的生存之道，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底色中。

　　西方文明所处的多样且分割的地理环境使“大集体”难以形成，却利于小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单位的发展，这为个体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马丁·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者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让人有可能脱离教会这个集体。文艺复兴重拾古典文化，强调个体的创造力和人文价值，凸显了个人不依附于任何集体的价值。启蒙运动提倡理性、科学，保障个人面对集体的权利。资本主义经济提倡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强调个人利益的追求能够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将个人利益设定为实现集体利益的前置条件。

　　与农耕文明的相对可预期与天然稳定性相比，航海、商贸风险较大且不可预期，这就为“神”的强势登场创造了条件。在深厚的神学视角下，大洪水意味着神的惩罚。逃避灾难而不是战胜灾难，是对神的敬畏。诺亚方舟的故事强调的正是个体与神的契约，事实上放弃了集体。这种传说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重视，以及对神性的依赖和信仰，这支持了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发展。

　　从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的故事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世界因多元而精彩，文明因底色而不同，而不同的文明底色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提供了互补视角和多样解决方案。当今世界既有需要世界大集体共同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需要所有个体在各个方向、各个路径上不断试错才能做出的创新。正所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完)

　　受访者简介：

　　綦天柱，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长期深耕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领域，专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承与发展，在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开设“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系列课程。近年出版专著4部，译著5部，获省级科研一等奖，论文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