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的说法 ，奈顿在今年3月26日的兴奋剂赛外检测中被查出呈类固醇(群勃龙)阳性，而这是由“运动员食用了受污染的肉类引起的”，因而决定不对其实施禁赛处罚。然而群勃龙并非常见污染物，它可以起到增强爆发力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大，因此很多国家都明令禁止食品动物中使用群勃龙，它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禁用清单》中被明列为非特定物质。近年来，全球测出过的数百起群勃龙阳性案例，绝大多数都是基于4年禁赛的标准予以处罚，为何奈顿偏偏例外？这种小概率事件又是如何“恰巧”发生在奈顿身上的？

　　特别是，在奈顿案件中，所有调查结果均来自USADA的一家之言，其真实性有待WADA的核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奈顿的“无罪声明”目前已被USADA从官网中撤稿，一并被撤稿的还包括其过往无过错污染案件的声明与报道。这一连串蹊跷动作不免引发猜测，USADA需要回应外界对整件事各个环节的质疑和关切，而奈顿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嫌疑的选手，也应该受到更加严格的反兴奋剂监管。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在反兴奋剂领域“只能我查你，不允许你查我”的霸道做派，导致其国内的反兴奋剂工作程序和标准参差不齐，对美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处理也极不透明，形成了巨大的体育暗箱。WADA主席班卡此前直接言明，包括职业和大学体育运动员在内高达90%的美国运动员，都没有遵守WADA相关条例。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对国内运动员滥用药物的情况是否疏于监管，甚至有意包庇。

　　以不久前刚刚在美国国会痛陈“不再信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菲尔普斯为例，他在2009年的吸毒丑闻震动世界。然而对这一情况美国相关机构竟“浑然不知”，直到一家英国媒体将照片公之于众，菲尔普斯才不得不承认吸毒并向公众道歉。按照规定，菲尔普斯理应被禁赛2至4年，但最终美国游泳协会也仅仅以禁赛3个月的处罚将此事轻轻带过。这让人想起同样以“反兴奋剂旗手”自居的美国田径运动员刘易斯，他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获得男子100米金牌。2003年在一位美国医生的爆料下，刘易斯承认自己在美国队选拔赛期间的3次药检都没有通过，但美国奥委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过去漏洞百出的案例表明，仅靠美国相关部门“自查自纠”，难以让人相信美国队选手的清白。特别是，如果按照美方“谁成绩好就应该重点查谁”的逻辑，那么在田径、游泳等美国长期占据优势的领域，美国选手尤其应当受到“重点照看”。接受来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检测机构(ITA)、“世界田径”(World Athletics)等相关国际组织的监管，是证明美国金牌干净与否的一个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人们还怀疑，美国选手是否假借患有哮喘、多动症等病症的名义，滥用“治疗用药豁免许可”，堂而皇之地“合法吃禁药”。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行车独立改革委员会2015年曾表示，滥用“治疗用药豁免”在体坛十分常见，甚至在申请豁免的运动员中，约有90%都是为了提高比赛成绩。而根据此前被曝光的材料，在那些获得豁免的运动员名单中，美国运动员的数量高居榜首。这当中是否存在猫儿腻，相关运动员的申报是否属实，同样需要借助外部监督和审查的力量。

　　美国常常在国际场合大谈规则，但对人对己往往是两套规则，在反兴奋剂问题上同样如此。虽然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是《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签约方，但美国国内的四大联盟根本不受《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管辖，导致其对违规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处罚，并没有遵守国际通行标准。人们的直观感受是，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与美国选手形成竞争的外国选手，美国动辄以己度人泼脏水、“先发制人”使绊子，而对自己国内那些违规运动员，却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