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有这种穿越感，是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在那天凌晨告别了人世。到了白天，消息传开，就有报社编辑给我打电话，说史铁生去世了，让我准备采访几个他的生前好友 ，写篇“逝者”文章吧。

　　我当时在做文化记者，领到任务就开始行动。文章似乎不难写，但“史铁生”这名字让我开始恍惚，什么时候集中大量读他的文字？大概是中学时代吧。20世纪90年代，史铁生作品在中学生的课外推荐读物里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坐在轮椅上的形象，被贴上了“身残志坚”或者“不向命运屈服”的标签。写作就是对抗命运的一种方式吗？少年时代的我真正读进去，发现这些标签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误读。史铁生的文字没有那么斗志昂扬，而是温情的，忧郁的，困惑的。他像每个年轻人一样，即使不是病痛缠身，对这世界也有太多的问题，找不到明确答案。

　　这样一位无数次思考过死亡的作家去世了，我才把他关于生死的文字汇集起来重读，最后把他的这句话放在悼文的开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在翘首企盼新年，而史铁生的“节日”提前降临。

　　一晃10多年过去，再次重读也再次恍惚穿越，就是现在了。短视频时代，“史铁生”这个名字竟变成了新的流量密码。《2024年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显示，史铁生成了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今年上半年，史铁生作品销量同比增长44%，其中《我与地坛》的销量就同比增长了357%。要是按年龄段看读者数据，最爱史铁生的是00后，也就是现在十几岁到20出头的年轻人。

　　赢得年轻人的心，为什么是史铁生？或者，为什么不能是史铁生？知识界和文艺界的讨论像是自问自答，又像是中年人试图理解青年人的一场群体心理测验。

　　史铁生是1969年去陕北插队，1972年回到北京。双腿瘫痪的时候，他只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插过队的人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写插队。”史铁生把知青故事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小说不好写，生活本身比写小说更难，回到北京的史铁生也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半个世纪前的年轻人也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说，那时候的年轻人尚不知“内卷”为何物，也无从想象更多元的选择。“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依靠。”

　　这是不是这届年轻人共情史铁生的密码之一？史铁生无法书写的知青岁月，梁晓声写成了，时代的一个切片就此进入文学史。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说，史铁生的文学不是知青文学，完全不是，他甚至连知青文学特有的那种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都没有，完全没有。史铁生只能去写失落，写生存困境，他的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是一种残疾，而他书写的是精神领域的另一种残疾。“在史铁生的作品里，人的有限性，都是人的残疾。”

　　“回去再等等吧，全须全尾的，我们这儿还分配不过来呢。”史铁生写当年的劳动局庭院深深，他和母亲奔走多次，得来的只有这么一句例行公事的话。母亲是史铁生最重视的人，她直到去世之前还在一趟一趟往劳动局跑，每次回来都向儿子表示歉疚。史铁生不说什么，依他的意思，再不要去找那些人。

　　他决定写作。写作意味着他不再幻想一种来自社会层面的坚实保障，这又像极了如今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同的是，史铁生的活动半径不过那时荒草萋萋的地坛，他并无别的地方可去。别人上班，他上地坛。“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史铁生写道，“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

　　史铁生就这样成了当代青年的“嘴替”和“人间清醒”，拜网络无远弗届的力量所赐，有比当年多得多的读者，来史铁生这里寻求情绪价值。短视频并不是吞噬时间的黑洞，而是让更多“心里有事情”的年轻人重返书本，重读经典。只是在他身后，时光如水，人潮如虹。年轻人一茬接一茬长大，那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却像地坛的老树，沉默地矗立在每个游人必经的路旁。曾在荒园老树下长久静坐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但只要你带着问题回到这里，你就一定会再遇到他。